大理想人 | 赵钊：让大理重回大理

浏览数：139发布时间：2021-06-15

那山那海：每个国人心中都有一座大理，作为一位阅城无数的文旅策划人，你如何感知大理？

赵钊：大理是长在国人心里的诗和远方，听起来很远，走过去却很近。每每出发，每每抵达，都能感受到一种久别后的重逢，一个时代的弦外之音。

赵钊：我心中的大理并不可用一个文艺乌托邦来一概而论，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明清易教……言之不尽。

大理是中国最嬉皮、最文艺的城市，它容得下各种各样方式生活的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86年大理就有了第一家咖啡馆，大理的文艺史可以追溯到1924年西方传教士进入，有近百年。然而不论是世纪之初的西方文化者，60、70、80年代的追寻爱与和平的嬉皮士，还是90年代以后追求诗和远方的文艺青年、艺术家、自然主义者，在大理，他们都能成为别人，也能找到自己。文创工坊、有机农场、民宿、书店、咖啡馆、餐厅、酒吧、甚至幼儿园……他们解构了大理，又重塑了大理，成为这座城市流动的基因。

赵钊：大理不是一夜变成的，大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代一代的移民前来，第一代的背包客，第二代的艺术家，第三代的气候难民，第四代的旅居者……时至今日，这片土地上，文艺风起云涌，创意层出不穷，人潮起伏跌宕，人物和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密度疯狂抵达和发生。旅居爆发，民宿蔓延，物价疯长，这让大理很大理，也让大理不再大理。就像人民路上，那间不得不退出、不得不让位的海豚阿德书店。

赵钊：也正因为如此，我愈发感到，大理需要一次回归。

那山那海：“大理”和“阿那亚”是中国当下文艺生活方式的两个典型代表，作为阿那亚的制作团队成员，你认为它们二者个性有何共通与不同？

赵钊：大理是外放的阿那亚，阿那亚是具体的大理。

它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产物，在物质之外，为焦虑的都市人提供了一个满足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栖息地，在文化与价值观认同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型亲密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美好生活。所有那些文艺的、浓烈的、放肆的想象，在这里都是一幕幕的现实。人们出发、逃逸、抵达，寻求的不只是一个目的地，更是一种心灵认证。

有趣的是，阿那亚和大理甚至还拥有一群共同的粉丝——北京人。早期，阿那亚对话北京文艺中年，我们称它为北京人的海边自留地，而早年间大理就聚集了非常多的北京人，他们自诩“云归派” “云居派”，大理一个名为山水间的社区还被戏称为“大理市北京小区”。

不同的是，它们一个是北中国的海边小镇，一个是南中国的海边小城。其地域广度和肌理形态有所差异，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略略有所不同。阿那亚以大海和小镇为载体，而大理拥有更丰富的山海、原生村落、历史古镇。

赵钊：阿那亚所倡导的，从物质层面来讲，是有品质的简朴和有节制的丰盛；从精神层面来讲，是提倡回归家庭，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回归一种有灵性的本真生活。

如果说阿那亚的关键词是“回归”，那大理就是逃逸。逃逸是一种对过去之我的超越，不是通过占有，而是通过舍离，舍离母体城市，舍离套路生活；是一种对他人之见的超越，可以改变速率，改变方向，亦可以改变价值认知方式。

事实上，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

那山那海：国内近年来的文旅地产层出不穷，大理亦是，对金达利来说，文旅地产是否有一个可复制的成功模式？金达利的文旅理想是什么？

赵钊：在金达利眼中，其实没有什么文旅不文旅，模式不模式。

每一个时代皆有其趋势，每一宗土地皆有其天赋，每一座城市的大众都可以被细分，而每一位开发者都能够在效益之外寻求品牌和理想——只要给予四者敏感的洞察和充分的制作，自然可以寻找到一个接近理想的社区解决方案。它可以是一个文旅社区，也可以是一个城市社区。

金达利能做的，就是把专业和善意、理智与情感献给这片大地。因为尊重，所以慎重。金达利从不盲从市场调查，因为大众永远无法告诉你他需要什么，金达利洞察。我们关心市场“没有什么”，而不是“有什么”；在乎“为什么”，而非“是什么”；找寻“小众”，不只“大众”；创造需求，而不只是发现需求。

这也是每一个文旅项目必须要思考和面对的，以同情心和同理心，感受时代趋势，感知城市性格带，以价值观细分客群，找到每一个“刚性需求”背后的感性细分，为一部分人的心灵刚需创造、定制一个精神飞地。这个过程，需要对价值观的持守，对运营的持续投入，链接土地与人群，内化文化与社群，最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是一个文旅项目的必由之路，也是金达利一直以来在做的事。

赵钊：常常有人问金达利的理想是什么，理想这个词太大了，金达利想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 “社区改变社会，我们改变社区”。

那山那海：金达利选择在大理和百悦进行的这场文旅试验中为大理定制了什么样的文旅生活，这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新思考和新探索？

赵钊：大理的土壤非常适合孕育文旅，事实上这也是大理近几年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但对于环境和资源的粗放使用，狭隘的理论搬运，粗糙的开发模式和薄弱的运营理念，迫使大理文旅套路化、空心化和投机化。大理被过度消费，在被去大理化。

而金达利和百悦想在大理做的事情，是让大理，重回大理。

我们要构筑一个物理空间、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的命运共同体，它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特定的族群驻留、交往和生息，相互依存，形成共同的荣耀、理念和信仰。

我们要把美还给街巷，用开放多元、功能混合、步行友善的街区和社区，制作鼓励交往的公共场所，熟人化的邻里组团，开放共享的艺术空间，在他乡，逛回故乡。

赵钊：我们希望复兴独属于大理的活力和温度，发掘并重塑地方感，用社群文化再造家乡感，重塑传统的亲密邻里关系，找回历史记忆，用艺术铺满日常，让热爱聚回大理。

要达成这个目的，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真正的使用者。常规大理文旅市场70%外销，其中投资客群过半。正因如此，所有大理文旅地产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使用者的长期缺席。没有使用者，就不会产生一个真正有活力的社区。

谁在真正使用大理？谁会常态化稳定化使用大理？谁是大理文旅地产的核心客群？也许大家可能会脱口而出，旅游者、文艺青年，但这里有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答案——白金熟年。

赵钊：“熟年”这个概念源自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熟年革命》一书，他们“不被世俗左右，充满好奇心态，追求人生所爱；不吝赞美他人，不忘欣赏自爱，洒脱优雅有点“坏”！”他们大约55-65岁，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是中国最“富裕”的群体。并非像传统旧标准刻画的那样，他们的消费观、旅游观日益成熟，愿意为爱好付出时间，为自我创造价值。白金熟年，是一群“与年龄不符”，可以更随心所欲的享受生活的人。

最熟悉大理的北京白金熟年，对房价脱敏，对文化过敏。因气候来到大理，为梦想常住大理，他们有时间常来，更有时间常住，他们在乎健康养生，更在乎自我价值。大理是他们的抵达之地，更是他们的出发之所。向更确定的自己，更真实的自我出发。